大明王朝贪污腐败的八大根源

栏目:好文章 编辑: 时间:2020年10月04日 12:50:29

大明王朝贪污腐败的八大根源

 大明王朝

 
{作者:赵丹阳}摘自搜狐博客
 
  近日偶观北京大学历史學系古代史博士温克先生所著之《中国古代社会性贪污成因研究》,不禁惊喜交加。所喜者,当然是看到对于贪污成因如此全面的概括和系统的总结;所惊者,是温克先生竟然在一篇著作中涉猎、引用了400多篇古今中外的典籍,其“博物洽闻,探颐穷理”可想而知,实堪为后辈楷模。笔者泛读过后,体悟颇多,兹將书中精粹布传于下,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社会贪污腐败的八大根源(以明代社会为研究样本)
 
  作者按:贪污自古以来便为御史言官、街头巷议所诟病。可以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与反贪的成败利钝息息相关。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校长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斫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故而不少思想家和学者都穷尽心力,想要揭开贪污产生的根源,借以匡正时弊。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五类:一是低俸説。持此种论点者,认为俸禄过低是导致官吏贪污的主要原因。东汉末年的五原太守崔寔曾在《政论》中建议“高薪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发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二是小人説。持此种看法者,认为贪污纯粹是小人行径,只要做到君主做到“明察忠奸,择善而从”即可。如《顺宗实录》卷三所言:“尊师重傅,亲贤远佞,非道勿履,非礼勿行。”三是桀纣説。这种观点比前两種更为尖锐,将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认为帝王将相的道德素质和生活作风是导致腐化的根本原因,即“上不正,下参差。”为此,房玄龄曾极为疾言厉色的评价西晋权臣石崇,认为他“何石殊操,芳饪标奇。帝风流靡,崇心载驰。矜奢不极,寇害成赀”,与王恺斗富争豪,带坏了整个朝野的风气。海瑞更是大骂嘉靖皇帝“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視朝”,以致于“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四是社会制度説。其以高度的历史同情心,認爲君主也不过是“万恶制度”的受害者,正所谓“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所以想要從根本上杜绝贪污,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上下平等。这样,才能避免无限皇权对上位者的“蚀咬啃噬”,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五是人欲説。认为贪心源自人欲,贪污行为在古今中外的社会中,除了程度之外并没有差异。进而打出《钱氏家训》中的老牌,譲官员们全都“自觉自愿”的“清心净己”,对“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的原则奉行不辍。
 
  1.封建礼法所缔造的等级消费制是贪污腐败的拉力
 
  为了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更高效且具有偏好性的分配有限的资源,文化精英发明了“礼”。“礼”要求贵族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都要符合他们在社会、家族内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就像贾谊所说的那样:“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则符瑞异,则礼宠异,则秩禄异,则冠履异,则衣带异,则环佩异,则车马异,则妻妾异,则泽厚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则食饮异,则祭祀异,则死丧异。”这么多“异”(即差别)显然不是简单地制定出一套条例就能加以体现,其全面的贯彻和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保障。亦即是说,“礼”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昔日管仲登台拜相,对齐桓公说:“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马上应承:“使子有三归之家。”等级制所释放的巨大物质需求,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礼”到底是如何划定资源的呢?《荀子·富国》载:“天子朱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是衣着和消费方面。再以婚姻为例,《礼记-昏义》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这就是説不管你是一夫多妻还是一夫一妻制的主张者,如果有朝一日登位九五,也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去建立自己的家庭。当然很多天子都超过了这条基线,后宫佳丽过千者亦大有人在。在饮食方面也是如此,《国语-楚語下》就记载:“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周礼·天官·膳夫》也说:“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品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再以丧葬制度为例,按照周礼,“天子丧用隧,诸侯县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此外,礼制還催逼人们竞相追求殓尸的衣被棺椁档次,陪葬的冥器金玉的数量,引发了“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的社会风气。墨家对此深恶痛绝,大加鞭挞説:“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随着“人道”社会的发展深化,生产关系的因素在人类逐利行为中的作用不断地被放大,越来越成为掠夺财富的手段和工具。在众多的生产关系因素中,以礼制及其文化基础的利益分配制度是致使贪污成为社会痼疾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每个朝代的贪污演进过程基本上与“礼”的实化过程相重叠。其规律大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一,礼的建设或重建阶段。这个阶段社会对奢靡生活的有效需求没有充分形成,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差距不很大。例如《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兴,接秦之敝(同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同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颜色相同的马),而将相或乘牛车。”人欲受到了社会总体资源匮乏的制约。恰似王宁在《消费社会學》中所述:“因为在传统的匮乏或短缺时代,欲望常常受到道德攻击,被认为是社会邪恶和堕落的根源,在那个时期占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往往是禁欲主义和消费理性主义。”此刻,崇俭政策容易得到贯彻。所以放眼望去,无一不是好仁(郑士元)、垕仲(陶铸)那样的清官廉吏,非惟其人“克己奉公”,也是势所使然。
 
  其二,礼的实化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社会各阶层的财富都会有所增加,而统治阶层的财富增加最多。用政治手段确定的“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类似田蚡、梁冀等等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亲国戚在这个时候能够“鸱张益甚,怙宠贪恣”,从而成为首批先富起来的人也就毫不奇怪。
 
  其三,礼的需求释放阶段。聚集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随着财富的增加,有效需求逐步形成,礼制所赋予社会的等级文化开始引发奢侈消费。追求奢侈生活成爲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化,无论贫富,都把奢侈生活视为奋斗的目标。在此阶段,礼制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奢靡消费文化在加深社会分化的同时也给各阶层带来了新的贫困,即供养阶层因为剥削加重而陷入绝对贫困和受养阶层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的“相对贫困”。
 
  所谓“绝对贫困”是指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生活状态,有論者把古代农民生活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人站在齐颈深的水中,经不起来自意外事件的一个小浪头。王春瑜先生曾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來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就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
 
  所谓相对贫困是指由于骄奢过度、互相攀比而造成的“偽贫困”。就如司马迁所説:“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如果说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的人追求财富是生理上受到威胁的话,处于“相对贫困”窘地的人则更多需要应对心理上受到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官員已而做到像高俅那般“起居八座,开府建衙”的地位,却还要拼命索贿、榨钱、打秋风的缘由。只因尚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这北宋六贼相衬,自己不得不自惭形秽,虚心学习,“再接再厉”!
 
  清人薛福成在解释贪污成因时曾说:“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何谓“内隐”?在等级社会里,人最大的隐私就是自己的经济状况。在礼制文化下,人的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收入支撑,则倍为尴尬,而且是社会地位越高就越难堪。为此,他们不顾一切去弄钱。这种心理导致人的私心和贪欲大增,成百上千倍的摄取资源。处在这个状态下的人几乎是不会考虑道德问题的。于是乎社会各阶层舍本逐末,趋利若鹜。其状如雪崩,自宫廷而下,越滚越大,最后将整个社会都卷入到里面。在合法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需求的缺口只能是通过非法途径填补。常例(陋规)就是人们为了弥补礼制文化所倡导的等级生活所需收支缺口的自发性调节。陋规是对应正供而言的,也被称为“亚财政”。陋规收入在各级官員的收入中的比重远远超过“正供”。其之所以能引发社会对礼制的僭越是因为调整不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制度而是根据人的自身利益自发进行的。在奢靡生活的刺激下,贪污和腐败呈现出积极互动的状态。贪污的目的是为了腐败,腐败的結果则是又进一步促进了贪污。
 
  当等级社会释放出天量财富需求的时候,全社会就会掀起对财富的疯狂追逐,各个社会等级的人物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错位。他们就会由信奉“名为锢身锁,利是焚身火”转而歌唱“今之成人者和必然?唯孔方而已”!明人伍元萃在《林居漫录》里讲了一个叫傅时的无赖,因为有了钱,不仅士绅要与之吃吃喝喝,就是有司衙门也与他称兄道弟。(富至数百万,初缙绅皆丑之,而今则乐与为朋友,即地方监司亦多与往来,宴饮馈遗,恬然无复廉耻之色)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最后必然转化成对社会劳苦大众的超级剥削,并最后迫使社会在不堪重负之下崩溃,重新建立起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以一个朝代的生命周期看,礼的生命周期与政权生命周期相重叠。礼的成熟过程就是“仁政“向”暴政”转变的过程。正所谓“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这一规律充分表明礼在利益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礼的名义下被分配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官方控制下的财富分配。如果说导致贪污的推力是对长期挣扎在生存边缘且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生活的恐惧的话,那么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消费文化就是导致贪污的拉力。
 
  2.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使贪污行为“积累莫返”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税源的国家财政收入是极为有限的,仅根据耕地面积征收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应付国家的基本开支。以刚刚“内攘元夷”的“朱明”为例,其践祚初年,可谓山河破碎,人民流失。人口社会生产有限,征收高赋税是不可能的,只能实行低税收,财政上则尽可能的“节衣缩食”。据《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所录,明初的时候,田赋收入仅为327⑧9900石。为了应对税赋不足的现实,朱元璋被迫用“精兵简政”的方式减少政府开支。如把军事开支压缩到最小程度,用军屯的方式来解决养兵费的问题。1390年,朱元璋曾高兴地宣称:“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后世若遵守,时厘饬之,何烦馕馈耶。”据《明史-食货志》载,明政府规定,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屯军要向政府交纳赋税,称为“屯田籽粒”。洪武年间规定军屯“亩税一斗”。军屯的税粮是明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一文称,在永乐年间,明政府平均每年可收入(军屯)粮食一千零三十万石,相当于当时国家田赋收入的32%。但到了孝宗朝军屯制已无法维持。兵部尚书文升説:“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屯地“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据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记载:“各边有警,守臣求增兵饷,户部奏称钱粮不济。上召尚书刘大夏谕曰:“永乐间频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今百凡俱从减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安在哉?”陈全之曾这样评论到成化以后“因陋就简垂四十年,而戎马日耗,士卒之殷实者出钱包办而其名徒存,贫难者饥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褴褛,气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为國以捍御百战之虏哉?”国家开支,三边费用最大。随着军屯制逐步瓦解,边饷全由中央支付,军费立刻直接对中央财政产生了压力,压得朝廷始终喘不过气来,并成为导致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机构设置也是一样。为了少养人,裁撤冗员,节约开支,在机构设置比较精简,在用人上能省则省。明初期的文官官员数量很少,約8000人,后增到两万多人。府一级只设十名官员,县一级仅有四名,大量工作主要靠俸禄微薄的吏。即便这样,当时的财政也感到很大压力。宣德二年考取的一百名进士中,除一甲三人受官和二甲一人选庶吉士外,其余96人全部归家。研究者认为这似乎也是财政困窘的恶果。到成化朝,官员数量已翻数番。《万历野获编》卷二云:“天下武职,洪武初年二万八千余员,成化五年增至八万一千余员;锦衣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员,今增一千七百余员。此成化已前耳。若弘治已後,尚未之及也……”据考,弘治十五年锦衣卫月粮爲四万五千余石,而成化五年月支仅二万六行九百余石,足足多出了几近一半。嘉靖初年,霍韬在论及锦衣卫冗员给财政带来的巨大负担时感叹説:“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今一千七百余员,由二百视一千七百,逾八倍矣。俸粮所由不足也。”一个小小的警卫员都能譲大明感到有负担,不能不说明财政的脆弱。嘉靖时,兵料给事中刘体乾説:“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明朝宦官,在洪武时期只有四五百,到了成化年间已达万人。再如生员,据顾炎武所云,宣德时全国共有生员三万人。至明末则达到了五十余万人,较宣德时增长約十七倍左右。如再加上这些吃着官饭,但又无事可做的数十万生员,国家财政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高高在上的权贵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精思锐进、谋强图变,还是对老百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的论断一语成谶:“大体上讲,一个组织可以通过将社会生产的‘馅饼’做大来使其成员获益,因为在分配份额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到的那一块更大,也可以在‘馅饼’大小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分享更大的份额使其成员获益。直觉告诉我们,第一种方法很少被采用。现实经验表明,大部分利益集团均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组织要想促进全社会利益的增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承担实现这一目标的全部费用。因此,集团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失衡使得任何一个组织为提高全社会利益而进行的努力都是得不偿失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为其成员谋取利益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尽量在社会总体收益中为其成员争取更多的份额,而不顾社会总体利益的增加或者减少。”
 
  以“朱厚熜、朱翊钧”等爲魁首的独夫民贼显然不愿意为“调整经济关系、变革生产方式、力促科技创新”这一系列可堪惠泽整个“大明”的举措付出任何代价,他们选择了最野蛮而又粗鄙的方式增加财富。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明廷甚至在嘉靖、万历年间三次修订弘治年颁布的《问刑条例》,减轻对贪赃受贿罪的处罚,规定“文职官僚、监生、知印、承差,受财枉法至满贯绞罪者,发附近卫所充军”,同时还扩大了赎刑范围,规定所有的贪赃罪均可花钱豁免。另外,还有许多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规定。
 
  面对财政困境,反倒是明神宗想到了另辟税源。明朝的矿冶业远不如宋、元时期,“比之前代不及十之一二”。但其主要原因是采矿技术落后及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组织管理生产,故而“所得不偿所费”。另外,朱元璋根据“昔者圣王定为取民之赋,有米粟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有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的清规戒律和“矿盗哨聚,……民皆开矿,农桑失业”等开采之弊,从一开始就不主张开矿,认为此举“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甚至加以申斥:“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纵观有明一代,饱受财政困难之扰的明廷一直为开矿之事争论不休,禁开之举十分反复。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受灾,寿陵营建费用一直不太凑手,这才又开始开矿增税。据统计,“仅仅在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数年间,在江南地区的矿监税,解进内库的银子就达40万两以上。而据万历三十一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在奏疏中所述,当时全国正课、杂课、额外之课等加在一起的总收入,大约400万两。江南数年的矿监税,即使不完全统计,也已占全国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征来的这些银子没有一文用于生产或社会,而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其结果必然是开征矿税不仅不会催生新生产力反而是直接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再加上作为临时举措,矿监税征收缺乏健全制度程序和监督机制,故而这样的想法只能成为腐败的契机,“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借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很多银子不是取自山泽,而是夺取于市井,皆官府加派于民,“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什一。”万历三十年,给事中宋一韩上疏抨击税使李凤,说他“征多解少,入己者至五十一万七千有奇。珍宝如猫睛、祖母绿、夜明珠、走盘珠,与夫异石、异盂、异乐、异器亦复称是,总之不下百万。”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大学士赵志皋谈及矿监税使时,说他们“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
 
  为了解燃眉之急,朝廷还不得不开捐纳官或纳监。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有:“万历二十年间,日本国关白作乱,侵犯朝鲜。朝鲜国王上表告急,天朝发兵泛海往救。有户部官奏准:目今兵兴之际,粮饷未充,暂开纳粟入监之例。”这虽然是写小说,但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岂止是卖官,为了弄钱,明政府一改洪武、永乐朝对僧、道的控制,开卖度牒。明代宗景泰二年,为了救济川、贵饥荒,开卖度牒,凡纳米五石,发给度牒。成化八年,淮扬巡抚张鹏奏请空名度牒一万道,换米赈灾。次年,因山东灾荒,户部再发空名度牒十万道。开卖度牒使得僧道人數泛滥,据估计“明末僧尼不会低于五十万。”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御史宝应张稷等形容:“比来末流贱伎妄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文职有未识一丁,武阶亦未挟一矢。白徒骤贵,间岁频迁,或父子并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对此,皇帝们心如明镜。成化三年,南京兵部尚书李宾等复請令官民子弟纳粟送监。宪宗曰:“祖宗设太学以教育贤才,非由科贡者不得滥进。今宾等建议,欲令官民子弟出钱谷以赈饥民补太学生。古无此比。且天下财赋所出其途孔多,学校岂出钱谷之所哉!”但积弱国匮乃制度所致,欲罢弗能,停捐纳之策,也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
 
  杨士聪在《玉堂荟记》中记到:“国学援纳,原非祖制,以首善之地,广收铜臭,最为不宜。第相沿已久,从来无议罢者。乙亥忽传谕,一概停止,一时以为盛事。或以问余。余曰:援纳固当罢也,但非此时事耳。又问何时当罢?余曰:外患悉平,财用充足,此其时也。或曰:若然,则更无可罢之期矣。余曰:援纳虽非美事,然犹胜于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无已,而独罢援纳可乎?即罢亦暂罢耳。明年丙子,科场届期,携银自远来者,皆废然而返。又当户部窘乏之日,急欲得银,而停止方新,不敢言开,是公私两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逾年之后,其例复开,何所见而停此两年也。乃知为政者须度势审时,务求可继,不必慕其名而为之也。”
 
  看来不论是救荒还是国防,明政府都离不开捐纳的收入。杨士聪所描绘的“公私两困”正是大明外强中干的窘态。有钱才有神通,没有银子朝廷就不成为朝廷。朱见深也好,朱由检也罢,只得同意。神宗皇帝曾屡次温旨给反对矿税的户部尚书赵世卿:“知卿苦心!”管子曰:“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其后果必然会加剧官员队伍素质的退化,导致更多的腐败出现。
 
  3.过分低廉的俸禄令清官干吏难以为继,进而蜕化变质
 
  明代实行的是“品官薪俸制”,官员的俸禄随着官秩由高到低递减。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也据此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1000石,俸钞300贯,从九品禄米60石,俸钞30贯,吏不过3石。而一位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相当于五六十两白银。吴思认为实际上他们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那么多,远远不足以养家。
 
  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明代的官俸低于历代除了朱皇帝的创造外,也不排除明初的经济状况远远低于朱元璋的想象,所以发了一段时间就发不出来了,不得不减。但他以后几代皇帝似乎手头也不宽裕,反反复复折腾了五十年才算把固定标准弄出来。据《皇明纪略》载:“国初定制百官俸给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养廉。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余皆拆色。拆色以钞为准,米一石拆钞十五贯或二十贯。钞法不行不值一钱。布一疋值银不过五钱,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养廉,其何以使之不贪!”
 
  永乐元年,成祖想照顾一下勋戚,令公、侯、伯、皆全支米,文武官俸则米钞兼支,但永乐二年即命公、侯、伯视同文武官吏,米钞兼支。仁宗即位后,觉得百官俸禄过低以致于無法守节,故决定给大家加薪。但也仅过了七八年,这一决定就被取消了。据《明会要》载:“仁宗即位,增京官及军士月廪。谕户部尚书郭资曰:‘往年百官军士扈从,月给米五斗。今建都于此,皆有家室,恐不足以资生。往往守义者困于饥寒,玩法者恣无忌惮。朕欲悉加倍给之,其著为令。’时官俸折钞,每石折二十五贯。宣德八年,礼部尚书胡滢掌户部,议每石减十贯,而以十分为准,七分折绢,绢一匹抵钞二百贯。少师蹇义等以为仁宗在春宫久,深悯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讵可违?濙不听,竟请於帝而行之,而卑官日用不赡矣。”上述记载可以看出,仁宗自己都觉得官俸定的太低,群臣無法养家糊口,因此一登基就给百官涨工资,才七八年财政就支持不住了,又要往下减。
 
  正统六年,御史陈奉奏:“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然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府育之具,道路往来之费,亲古遗问之需,满罢门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此所以陷罪者多也。”正统中,五品以上米二钞八,六品以下米三钞七。而钞价每天都在贬。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值钱二三文,米一石折钞十贯,仅值二三十銭。当时的官员俸给分两部分:即本色和折色,公侯之禄,或本折中半,或折多于本有差。文武官俸,正一品者,本色仅十之三,递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以后再无大的变化,成为“永制”。经过这七折八折,实入和名义收入出现了不小的差距。洪武年间,“官俸全给米,间以銭钞兼给。”当时的折支标准是“銭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朱棣宣布“天下仓粮宜撙节以备国用,各处都司官俸旧全支米者宜米钞中半兼支。”但由于种种原因,大明宝钞在发行不久之后就不断贬值,导致“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最后无异于废纸。据统计,洪武时的1000石到了正统年大概只有232石,60石的则只剩下19.7石头。
 
  难怪顾炎武也要替明代的公务员叫苦:“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不取诸民乎?”
 
  法家云:“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也,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所以说这种“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的做法,不能不说是棋差一着。
 
  太祖、成祖之后的皇帝也不是不知此弊,但却一直不予纠偏。这除了财政困难的因素外,大部分是“帝王之术”的成分在作怪。因为自古以来臣贪则君安,臣贤则君疑。如果不以低俸制迫使官员们暗悖法条,上级领导又如何能够时时刻刻揪住下属的小辫子,令其整日介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然而,低俸制虽然有利于权术,但其也使国家名器变得不那么尊重。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征税权。不给官员发足薪水,让其自筹,实际上是向他们让渡了征税权,等于授权作恶。让渡征税权造成的负面后果比直接让渡财富要大得多。它不仅使国家财政制度陷入了混乱,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导致官场伦理沦丧,最终导致了大厦的崩塌。
 
  4.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致休制度让朝野上下趋利若鹜、敛财自保
 
  财政积弱对大明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不言而喻。由于总量有限,中国传统时代的国家财政实行的是“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的原则。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政府投入社会保障事业的资源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与军需、维稳等费用相冲突时,此项支出常为裁革的对象。还应该指出的是,历代封建王朝对鳏寡孤独和灾民、贫民的救济,虽然已形成普遍化和经常化的行政机制,但往往表现为统治集团应对突发灾难的临时措施和统治者个人一种“恩赐性”的仁政。因此,这种赈恤和救济的措施不但时有时无,而且覆盖面和力度都很有限。如景泰四年二月,太仆少卿黄士俊奏:“顺天府玉田蓟州等处去岁无收,百姓缺食,有司贩济,虽每口与粟谷二斗五升及五斗者,……况一家十余口者,娠济止四五口;二十口者,贩济止七八口。”嘉靖十年十二月,明政府曾“命宛平大兴二县贫民二千七百四人入养济院,每人月给口粮三斗,岁给布一匹。”再加上古代吏治的腐败,“仁政”往往還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干扰而大打折扣,甚至被一些贪官污吏随意转化为体制性福利,進而中饱私囊。
 
  然而想逃避灾害必须要有足够财富。财富越多就意味着在灾变面前活命的机会越多。(清华学者景军在一项研究中根据沉船不同等级舱位的幸存率得出了财富与安全正相关的“泰坦尼克定律”。他认为泰坦尼克号的舱位的分类可视为社会等级的标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一等舱有319人,幸存者220人;二等舱269人,幸存者117人;三等舱有669人,幸存者172人。虽然一等舱舱位人数不及三等舱人数的一半,但是一等舱幸存者人数却比三等舱的幸存者多了48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泰坦尼克号一等舱船票最低价格为30英镑一张,最高价格为870英镑一张,相当于当时一辆汽车的价钱。二等舱最低票价为12英镑一张,三等舱最低票价为3英镑一张。以各舱最低票价计算,一等舱最低票价几乎是二等舱最低票价的2.5倍,同时等于三等舱票价的10倍。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乘客人数虽然最少,但只要坐入头等舱,其生存几率显然最高,高出二等舱乘客存活几率20%左右,高出三等舱乘客存活几率39%。虽然二等舱乘客比三等舱乘客少一半之多,但其生存几率比三等舱乘客的生存几率还是高出18%。不难发现,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存几率是直接相关的,社会等级差异在巨大的突发灾难降临之时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社会等级决定着风险的差异並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异,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显然在这里成为生命的重要筹码。)
 
  这就使得曾经在民间饱受苦难的“秀才贡生”(即未来之官吏)們一入官场,就想方设法、如饥似渴的大把捞钱。
 
  此外,明政府对于退休干部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保障问题也并未作出相应的妥善处理。
 
  关于致休後的待遇,《明实录》、《明史》等文献都有很多案例。对致休官员最基本的优渥是免除“杂泛差徭”。洪武十一年詔称:“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文武官年未及七十,老疾不能任事者,皆令冠带致仕,免其杂泛差役。”虽然这在赋役繁苛的传统时代,不啻为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值得指出的是,“免其一身纳税服差役的优遇,在前朝是致休官员应得的待遇,在明代却成了一种额外的赏赐。”除了免除“杂泛差徭”,明廷还采取赐予礼品的方式來奖励致休官员。李善长致休後,朱元璋曾“赠临濠豪地若干顷,置守冢户百五十,佃户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宋濂在离职时,朱元璋就赐给他御制文集以及大量的钞、彩、缎。被太祖称为“老实罗”的罗复仁,其致休时太祖赐他大布衣,题诗衣襟以作褒美,后又赐玉带、铁柱杖、坐墩、裘馬、食具等。再如洪武二十四年,“赐致仕武臣钞锭,其多寡各以從軍之久近为差。”永乐十九年,朝廷规定致休官员“若无子嗣,孤独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终其身。”洪熙元年太子宾客户部尚书郭资致休,仁宗“賜資白金百两,钞二万缗,彩币二十表裏,命户部复其家,复賜資。……升太子太师俾致仕归。”楊鼎致休时,“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成化二十二年又规定:“在京文职以礼致仕者,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进散官一阶,其中廉贫不能自存,众所共知者,有司仍每岁给予食米四石。”成化二十三年,南京户部尚书潘荣乞致仕,許之,命驰驿还乡,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夫役四人应用。万历时,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學致休,“奉旨月给夫廪”。嘉靖六年,礼部尚书席書乞休,“詔加武英殿大学士,賜第京师,支俸如故。”但皆系殊荣,并非人人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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